大成公报

一个记者眼中的2006年

□     本报新闻部记者 成功

河南郑州的陆军，去年荣获本报年度人物提名，采访结束时，我请他去一家餐馆吃饭，他眼中充满了犹豫和狐疑，胆怯地问我，“你不怕我传染给你吗？”

今年，这位乙肝病毒携带者大胆自信地公开了自己姓名和身份，并且全身心扑到“反乙肝歧视”事业上。最让陆军高兴的是，他以“肝胆相照”网站维权版版主的身份，和卫生部副部长对话乙肝歧视问题；他的另外一大收获则是，为中国1.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寻找到一个反歧视代言人――同是乙肝携带者的明星刘德华。

    在山东东营，白发碧眼的德国法官迪特·安德斯与他的中国同行们同审一案，但判决结果却不一样：前者判决“有期徒刑14年”，而后者结果是“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”。 对于一案判出两结果，东营市中院副院长李胜昌解释，主要是“两国司法制度和法律传统不同”。直到最后的总结会上，一位官员讲出了心里话，“法治理念存于人的内心，可能比法律制度更为重要。”

广东河源市连平县欧村幸运地成为新农村建设一个试点。返乡企业家、志愿者、大学里青年学者、地方官员纷纷走进这个贫困县的小山村，端出各自的“富民强村”特色“套餐”计划。不过最受欧村村民欢迎的，还是返乡企业家提出的一个庞大的回馈乡梓 “住房改造”计划。

河北农民李新占坐了26个小时的火车赶到广州，来参加第二届南方农村报·中国农村发展论坛，他终于在大会上赢得了十分钟的发言机会。在回顾翟城村合作社成立的艰辛历程后，他只谈了一个愿望：让农民拥有自己的组织吧。

7月的福建漳州，台风“格美”肆虐。王全的中考因为意外加20分，得以跨入当地最好的中学――漳州第一中学，而分数和他同一档次的同学梁世福却只能上一所三流中学。造成两种截然不同命运的幕后推手，是当地政府对“纳税超过300万民营企业大户的子女中考加20分”的优惠政策，因为王全的父亲去年纳税额为“1029万元”。有趣的是，本报报道出版当天，漳州全城无报可售。后来当地有人透露，报纸全部被某单位收购。

在湖南慈利县，一位叫王志宏的交警，执行公务时因检查县委书记的军车座驾而遭欧打。事情发生后，王志宏和他的同事经常不断的“自我反省”：是不是他们做错了？在执勤的时候没有把握好“灵活性”？他们常自责当时没有认出是地方领导的车，否则不至于把矛盾激化。

王志宏告诉我他最怕碰到这种情形：交警队的领导和同事们不再理他们，因为觉得他们是“不听招呼，招惹麻烦”一类人。后来，我在电话中一再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告诉王志宏和他的同事，他们并没有错！但现实的情况总让这种说法显得有些淡薄。

不过最近的消息让王志宏和他的同事稍稍欣慰。湖南省委、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，从2007年1月1号开始，严禁党政机关领导在军队兼职为由，违规使用军牌车。

这一幕幕常令人感动，当特权悄悄地凌驾于社会游戏规则之上时，那些坚持原则的人，需要多大的勇气去承受本不该有的压力和误解？

在新疆准噶尔盆地的边缘，副站长任志刚还在坚守着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昌吉保护站，他心里始终牵挂着从阿尔泰山迁徙过来越冬的蒙古野驴和鹅喉羚。随着煤矿资源开发脚步的临近，卡拉麦里保护区三分之一面积可能要划出去。届时昌吉保护站有可能撤销，而在卡拉麦里保护区服务近20年的任志刚将要面临“下岗”的窘境。但他最担忧的是人类活动占领越冬的“冬窝子”， 那些身性胆小、敏感的野生动物们到哪儿去度过寒冷的冬天？怎么办？它们要么死亡，要么将人类赶出自己的领地。

在海南儋州，张日成夫妇因为“误闯”正在搞祭祀的兰洋镇上番开村，被村民们非法扣押。警方前去解救人质过程中，突然遭至村民们的暴力袭击。这次袭击共有27名警察受伤，其中7名重伤入院治疗。采访时，我在想，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村民不顾一切，搬起脚下的石头抛向头顶国徽的警察？一个普通老百姓，要和全副武装的执法者动手，得需要多大的勇气？

同样在海南，亿万富豪孟克非因举报贪官，反遭冤枉入狱4年。后来在中央领导和中央巡视组的关注和介入，此案才得以重见天日。幸免于难孟克非出狱后，养成了一个新习惯，睡觉时必须要把房里的灯全部打开，“因为害怕黑，不亮着灯就睡不着”。

河北民警徐建，也是举报上级领导贪污以及预谋雇凶杀人，遭到打击报复。一位好友因执着地帮助徐建而耗尽家资，妻子气得和他离了婚，徐建一直对朋友心怀歉疚。现在的徐建四处逃往，以躲避追杀。他可能出现在河北某个小县城里，频繁换地方，一个地方从不待两个晚上。每到晚上，他就找个浴室的躺椅上对付一晚，那儿暖和而且便宜，15块钱一晚。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帮上他。

在东莞塘厦镇的一家玩具厂，来自湖南的刘翠菊翻开一本台历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她的每一个月加班天数。9月份共26个工作日，她加了22天班，加班费为每小时2.6元。刘翠菊和她的同事们日夜加班生产的玩具，从珠江三角洲运到太平洋的另一端，以满足圣诞购物的狂潮，而那里的人们每小时最低工资是5.15美元。

不过，刘翠菊对眼下的工作很满意。她坐在每月120元的出租房里，一边给家乡的孩子打着毛衣，一边疑惑地问我，“记者，我看电视上说广东出现‘民工荒’，明年的工作是不是会好找一点？工资会往上涨吗？”我始终没想好该怎样回答她的问题。

  过去的一年，我总是想跑的更快一些，用手中的笔，多记录些这个国家伟大进程中点滴变化。我们不知疲倦地去报道新闻，是因为我们深爱这份报纸，更深爱着脚下的这片土地。套一句流行语，历史终将证明：我们这代人的新闻理想是对这个国家的忠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