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成公报

2003年9月8日，我和一位实习生在南昌的采访任务已经结束，买了第二天的机票，收拾好行李，收拾好心情，准备回广州总部。

晚上11时，报社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江西定南县有读者提供一个新闻线索，让我们去核实一下。

    9月9日，我去退了机票，订了两张晚上去定南的火车票。“晚上赶路，白天采访”，这是报社一位老记者向我描述他在外采访的生活状态。

    马不停蹄，星夜兼程。

    10日凌晨三点，我们到达定南县。后半夜的县城街头冷冷清清，有些地方路灯已经关了，一团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     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，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夜不能眠。心里一直琢磨着怎样展开采访，怎样安排采访的日程。虽然来之前，我已经向总部编辑老师请教过，但心里还是没有底。

    伴随着紧张和焦虑，我迷迷糊糊瞌睡了。

    等待天亮，等待采访。

    被访者的家住在半山腰上，我们坐着县城里流行“出租车”——三轮摩托，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行进。路上，我们双手死死的抓牢车上栏杆，因为“蹦迪”的小车随时可能把我们抛出后车厢。

    路走到一半，车停了下来，司机很无奈说：“坡度太大，车再往上开，会翻。”我们祭起人类始祖就有的武器-——双脚行走，征服余下的山路。

    采访中，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取得被访者的信任。记者证、介绍信、名片，甚至印有报社标识的采访本和笔都用上了，但还是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。

    “县城就这么大，我们怕有关方面派人以记者身份来调查，套我们的话，那麻烦就大了。”事后，接受采访的黄先生说。

    有些被访者怕名片上的电话有问题，就通过广州“114”查到报社电话，然后核实我的身份。报社办公室副主任以为我采访遇到麻烦，特致电询问。新闻部的阿敏也发来短信提醒：有人来电查证你，采访多加小心。有事可向报社领导汇报。

    经过一番周折，大家发现我并非“李鬼”，就都抛开顾虑，畅所欲言。这样采访的局面一下就打开了，于是接下来的采访就非常顺利。

    9月12日下午，我们离开定南，到达赣州市。利用13和14日周末两天在宾馆里写稿，15日，也就是星期一，我们在赣州市作了一些补充采访，把稿子发回编辑部。

9月16日，我回到广州，黄先生又发来一纸传真：“小成，不知我这样称呼你是否合适……请原谅我当初对你的不信任，以及由此对你身份的查证。不管采访后结果如何，感谢你到定南来，感谢你到定南来倾听我们这些人的呼声。”

18日，《定南“人民日报事件”后果前因》一文见报。

这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采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