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成公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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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记述：一个警察  亡命天涯

 

□本报新闻部记者 成功

 

最早认识徐健，是源于一次在msn上和一位律师朋友聊天。朋友说，有个叫徐健的河北警察因为举报上级领导，遭到报复和打击，现在四处逃亡，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你看能不能关注一下？

当时，我心中很纳闷，一个民警有问题可以通过正常渠道申诉。即使得罪上级，也可通过组织来协调解决，何来生命危险？疑惑不解，但我还是让朋友把联系方式留给徐健。

晚上，徐健打来电话，在一阵急促、颤抖的声音中，我能感受到他的紧张和疲累。电话信号也不好，声音断断续续地，飘忽在空气中。从他冗长而复杂的叙述中，我慢慢明白，这是一个听上去让人荡气回肠的冤屈故事。

事情大抵是这样。据徐健称，他是河北某市一个刑警，因为不愿意掺和领导之间的人事纠纷，而遭至报复，最后被解职开除。就在徐健向上级部门申诉的过程中，另一个灾难意外地落到他头上。

一位领导的夫人因为嫉恨丈夫包“二奶”，破坏了他们原本幸福的家庭，她决定出价20万雇人杀了“二奶”。她找到了徐健。她认为这位“下岗”刑警对领导有怨恨，应该是杀手的最好人选。两天后，徐健收到了第一笔预付款17万元和一张事成之后兑现的“3万元白条”。惊骇之下的徐健，带着钱和其它证据，连夜向省里有关部门举报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，相反，屡受威胁的徐健从此被迫踏上逃亡申诉之路。

说着说着，这个汉子禁不住呜咽起来。“电话里说不清楚，我一定要到广州，去你们报社，把录音和‘三万元白条’的证据当面给你们看。”徐健非常执拗，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，“南方周末是我最后的希望！”

我始终认为一家报社承载不了如此沉重的厚望和寄托，但我尽自己所能。通话结束后，我和新闻部编辑商量，先和徐健见面，等基本了解背景和相关证据后，再决定是否报道此事。

很快，徐健来到广州。当时我还在贵州出差，他先到报社和一位编辑交流了情况。此后，他便在报社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下来，非要等我出差回来，见上一面。他孤身一人耐心地呆在招待所房间里，每天给我发一则短信，询问我在贵州的采访情况和行程安排。后来，他告诉我，因为怕打搅我的工作，一直不敢打电话。

三天后，我匆匆结束了在贵州的采访，赶回广州。8月的一天，我终于在招待所见到了徐健。在打开宾馆房门的一刹那，徐健探出头来，眼中闪过一丝迟疑和谨慎。也许是职业习惯，他直到看清我的面貌后，才小心地取下门上的保险链扣锁。

没有想象中北方大汉的伟岸和强壮，徐健是个平顶、中等个头、皮肤白皙的中年人。他说话语速很快，思维敏捷、表达逻辑严谨，和电话中判若两人。他说，只有在远离北方的广州，他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，夜里睡得稍微踏实一点。

徐健从枕头下掏出一个白色塑料袋，打开几个包层后，拿出一块电子表和一张边角磨烂A4纸，上面有几行字。徐健说，八年举报和逃亡的生活，他就靠这两个物件支撑下来。那块带有录音功能的电子表录下了一位领导的夫人的全部谈话――出价20万请他去杀“二奶”；而那张纸上则是“3万元白条”，上面有这位领导夫人的亲笔签名。

徐健把这两件证据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把两件证据分别藏于两个省某个地方。这次来广州，为了向记者证明自己的经历，他分别去两省将两个证据聚到一起。

八年中，徐健先后写过后3000多封申诉举报信，但大部分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他也曾去公安部申诉和举报，公安部领导作了相应批示，但事情一直没有解决。

讲述中，徐健的声音越来越低沉。突然，他沉默不语，把头高高昂起，看着天花板，试图掩饰自己发红的眼眶，但是眼泪还是“不争气”地流了下来。

八年来，徐健四处逃亡，妻子离他而去。他也从来不敢给家中老母亲打电话，因为怕电话监听暴露行踪。一位好友因执着地帮助徐建而耗尽家资，妻子气得和他离婚，徐健对那位朋友一直心怀歉疚。

绝望的时候，徐健曾想过与迫害他的人同归于尽，自己为自己“平反”。一位朋友甚至帮他找好了枪，但这位昔日的射击标兵还是放弃了。徐健知道，一旦跨出这一步，他一直渴望追寻的清白就永远离他而去。

不知谈了多久，我们才想起来都没有吃饭。于是，我带徐健到报社后面一家饺子馆。一路上，他双手紧抱装着两件证据的挎肩包，眼睛警惕地扫描身边擦肩而过陌生人。到了饺子馆，他挑了一张背靠墙角的桌子坐下。吃饭的时候，徐健先观察了一下大堂，然后双眼再没有离开过挎肩包。

六个饺子，一杯茶水，徐健说他已经饱了，我不知道他是客气还是真话。但他说，逃亡八年，他的胃已经坏了，吃不下东西，“原来120斤的身体已经瘦成90多斤”。

第二天，徐健准备回北方去，他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硬座票，带着几个馒头上车。临走时，我向报社申请，给他报销了在广州的住宿费。

因为种种因素，报社最终决定不作报道，但通过相关渠道，将徐健的材料和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上去。

现在的徐建仍然四处逃亡，他变得更加焦躁了。最近，有人放出话来，同样以20万要徐健的人头。我的手机里不时收到徐建发来短信，说他现在在河北某个小县城里，每到晚上，他就找个浴室，在躺椅上对付一晚，那儿便宜又暖和，15块钱一晚。他频繁地换着落脚点，一个地方从不呆两个晚上。

最近，徐健发来一则短信，说公安部督导组到了河北，他又看到一线希望。我一向不惮以最坏结果来揣度这条利好消息，但如果不幸应验，徐健还能坚持多久呢？

2007年来了，徐健，你过得还好吗？